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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户生猪养殖场调查:垂直协作对生猪健康养殖的影响

时间: 2017-03-31 09:09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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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协作对生猪养殖户健康养殖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江苏、福建、江西、山东和四川省的调查数据
 
作者:闵继胜 ,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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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OLS模型和工具变量法,结合我国5省754家生猪养殖户(场)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生猪养殖户健康养殖行为以及垂直协作的现状,并从猪舍设计、苗猪繁育、饲料管理、医疗防疫和粪便处理5个关键环节考察垂直协作对养猪者健康养殖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纠正内生性之后,养猪户加入紧密型垂直协作模式,在猪舍设计方面会更加科学,在饲料管理环节抗生素药用添加剂的使用概率显著降低;在苗猪繁育、医疗防疫和粪便处理环节,加入紧密型垂直协作模式对养猪户健康养殖水平的提升影响并不明显。垂直协作模式对于养猪户的健康养殖行为存在显著影响,但具体到健康养殖的各关键环节,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存在明显差异。

关键词:生猪养殖户;健康养殖;关键环节;垂直协作

 
一、引言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但是,与此同时,“苏丹红”、“瘦肉精”、“黄浦江死猪事件”等食品安全事件频发,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刻不容缓。我国的养殖主体为各种规模的养殖农户(场),他们的养殖模式和生产行为将从源头上直接影响到猪肉产品的质量安全状况。因而,有学者指出,实施符合生猪生物学特性、行为特性和动物福利要求的健康养殖方式,是提高猪肉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首要前提和基本保障。

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健康养殖的生产方式,自2006年以来中央的“一号文件”均强调要转变养殖观念,调整养殖模式,积极推行健康养殖方式。对于我国而言,未来很长时间内,中小规模养猪户仍将是生猪养殖业的生产主体。受规模小、经营分散等因素制约,政府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那么,如何保证这些生猪养殖主体采取健康的养殖方式。已有研究发现,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来看,垂直协作有助于解决这一难题。国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开展较早。Kliebenstein等从经营收益的角度分析,美国养猪场在养殖阶段之所以选择各种垂直协作行为,是因为它有助于获得资金,从而增加收入。随后,Boger研究发现,垂直协作程度对于农户的销售方式和质量控制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关于垂直协作行为选择的差异,Martinez从资产专用性、交易不确定性等角度,通过分析肉鸡和生猪养殖户的销售垂直协作行为,发现交易成本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养殖户垂直协作行为的因素。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于这方面的研究。王瑜研究发现养猪户垂直协作紧密程度对其药物添加剂的使用行为影响显著。可见,讨论垂直协作对于中国养猪户的健康养殖行为的影响愈发重要。其实,近年来出现的“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和“龙头企业+农户”等垂直协作模式,同样适合于生猪养殖业。因为采取垂直协作模式来替代养猪户的市场交易,不仅可以指导、服务生猪养殖,监督和激励其采取健康养殖行为;还可以增强养猪户的市场势力和信息获取能力,降低其养殖风险、稳定养殖收益。因此,通过建立紧密有效的垂直协作模式将中小规模的养猪户组织起来,有助于解决生猪养殖过程中的质量安全和环境污染问题,促进生猪养猪业与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本研究在界定生猪健康养殖概念的基础上,明确影响健康养殖水平的关键环节,梳理垂直协作对养猪户健康养殖行为的影响机理,并结合2013年对江苏、福建、江西、山东和四川5省56个县(市)754家生猪养殖户(场)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考察当前我国生猪健康养殖的现状,实证分析垂直协作对于养猪者健康养殖行为的影响。研究成果对于从微观主体层面廓清垂直协作对于养猪者健康养殖行为的影响机制,明确生猪健康养殖的关键环节,探究可行的生猪健康养殖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垂直协作与生猪健康养殖

(一)生猪健康养殖的概念

健康养殖起源于水产养殖业。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亚洲开发银行的支持下,亚太水产养殖网(NACA)组织实施了亚洲现行主要养殖方式的环境评估项目,对亚洲的水产养殖可持续发展研究作出了建议。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健康养殖的概念首次在中国海水养殖领域提出,随后向淡水养殖、生猪养殖领域渗透,已成为21世纪中国养殖业发展的新理念10)。2005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首次对健康养殖提出指导性原则,指出“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有与其饲养规模相适应的生产场所和配套的生产设施;有为其服务的畜牧兽医技术人员;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防疫条件;有对畜禽粪便、废水和其他固体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的沼气池等设施或者其他无害化处理设施”。2009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对健康养殖的指导性原则又进行了补充,认为“农产品生产者应当依照食品安全标准和国家有关规定使用农药、肥料、生长调节剂、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农业投入品。

从理论上来看,“源头安全”、“过程清洁”和“产品健康”是生猪健康养殖的三个重要方面:一是在生猪养殖过程中,采取性能优良的品种,提供舒适的生长环境,促进生猪品质的改善,降低养殖过程中药物使用的可能性,保障生猪养殖的源头安全;二是在生猪生产过程中,尽量减少粪便等废弃物在猪舍的堆积,同时采取合理的免疫措施,实现养殖过程的无害和清洁;三是保证生猪饲料的营养均衡,并使用环保的饲料添加剂,禁止抗生素药用添加剂的使用等,实现优质、健康猪肉的生产。从实践上来看,即要求对生猪养殖的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全过程进行控制,即:对猪舍科学合理设计、生猪养殖品种的优化;优化养殖过程中饲料的选取、管控饲料添加剂的使用、确保兽药的安全性和防疫措施的科学性以及猪舍的清洁卫生;蔬菜配送公司对生猪的粪尿排放进行无害化处理。

(二)生猪健康养殖的关键环节

关于生猪健康养殖的“关键环节”问题,吴秀敏研究认为兽药的使用对安全猪肉的生产非常重要。沙鸣等分析了猪肉质量链各节点对于保障猪肉质量安全的重要性,研究发现猪肉质量链条中的关键主链节点为投入品采购和生猪饲养管理,关键子链节点为苗猪采购、疫病防治、生猪收购、人市检验和储运保鲜。孙世民等研究表明,养猪场(户)决策者文化程度、养殖规模、养殖模式、行为态度、兽药使用认知、残留危害认知以及产地检验7个因素对其良好质量安全行为实施意愿有显著影响¨。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研究将生猪健康养殖的关键环节界定为覆盖产前、产中和产后的“猪舍设计”、“苗猪繁育”、“饲料管理”、“医疗防疫”以及“粪便处理”,从这五个主要环节分析生猪养殖者的健康养殖行为,并衡量各环节中垂直协作对于生猪健康养殖的影响。

(三)生猪健康养殖的现状

1.数据来源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课题组在2013年7—8月进行的农村人户调查。调查人员主要由南京农业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为保证调查样本的代表性,本课题组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我国主要的生猪产区随机抽取调查省份,并招募相应省份的调研员。为保证问卷调查的科学性,课题组在对问卷内容进行预调查并完善的基础上,对调查问卷内容对调查小组的成员进行了专门培训。为保证问卷调查的真实性,课题组对部分地区进行了实地走访,对调查情况进行了随机抽查;对所有存在疑问的问卷,课题组还通过电话向被调查农户核实了有关情况。本次调查共涉及江苏、福建、江西、山东和四川5省56个县(市),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有效问卷754份,有效率94%(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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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猪健康养殖现状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猪舍设计环节。健康养殖是一种人畜和谐的养殖方式,以生猪机体的健康为核心,不断改善福利条件,使生猪在无行为异常、无心理紧张、无痛苦压抑和充分表达天性的康乐状态下生长发育¨。因此,猪舍的科学设计可以改善生猪的生长环境,提升健康养殖水平。笔者调查发现,养猪户(场)猪舍的猪均面积为11m;从猪舍的防寒防暑设备投入额来看,户均为8.6万元,但有近52%的受访者没有投人防寒防暑资金;此外,16%的受访养猪户(场)在夏天没有给猪舍配备驱蚊设施。

苗猪繁育环节。苗猪品种是影响生猪健康养殖水平的重要因素,也是产前控制的第一道重要关口。优良的苗猪品种,不仅为生猪健康养殖提供了良好的前期基础,更关乎着生猪健康养殖的成败。据调查,70%的受访者苗猪来源于自繁自育,而且其种猪主要来源于当地村民的有偿提供以及自己购买种猪精液繁育。饲料管理环节。这一环节是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管理的重要环节,饲料管理对于畜禽生产力的提升以及食品安全的保障都是至关重要的。调查发现,九成的养猪者选择购买育肥猪饲料添加剂,其中,近三成养猪者购买有品牌获无公害认证的饲料;在购买饲料时,养猪户考虑的首要因素是适口性(猪是否爱吃),其次为饲料转化率,再次为价格。调查还发现,36%的受访者使用过抗生素药物添加剂;在问到选择饲料添加剂时考虑的首要因素,排在第一位的是营养和药性成分(占30%),其次为提高免疫力和饲料转化率(各占29%),环保与食品安全却被养猪户受忽略,说明养猪者在饲料管理环节的健康养殖意识淡薄,对于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不够。

医疗防疫环节。生猪养殖过程中的疾病防疫,既是肉制品质量安全的关键环节,也是生猪健康养殖的薄弱环节。据调查,就兽药来源而言,41%的受访者购买兽医开处方提供的兽药,其次为自己去买品牌兽药(占20%),可以看出养猪户对于兽医的依赖性较强,兽医对于生猪养殖中的兽药安全影响较大;在问到“给生猪看病喂药和打针时,是否记录用药情况,打针时是否使用一次性注射器”时,仅有48%的受访者记录了用药情况,仅有57%的受访者使用一次性注射器;用药后执行休药期的养猪者占比为79%,平均休药期为14天;94%的受访者蔬菜配送公司选择给生猪打防疫针,育肥期接种疫苗平均为3次,说明养猪户(场)对生猪养殖中的防疫比较重视;88%的受访者选择定期对猪舍进行消毒,表明养猪者的猪舍保沽、灭菌意识较强。

粪便处理环节。该环节关乎生猪养殖的经济效益能否与环境效益相统一,影响生猪养殖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81%的受访者愿意对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对于粪便处理方式而言,58%的养猪者选择粪便全部直接还田,仅有很小比率的养猪者选择将粪便直接丢弃,17%的养猪户(场)选择粪便人沼气池这种比较经济环保的处理方式。在我国政府实施沼气池建设资金补贴,大力推广沼气池建设项目的同时,为何在粪便处理过程中沼气池的利用率仍然低下,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四)生猪养殖户的垂直协作情况

以往关于畜牧业垂直协作的研究中,大多以笼统的方式表述垂直协作,采用“是否参与垂直协作组织”的虚拟变量来衡量,忽略了对于养殖业各关键环节垂直协作的深入探究,无法回答“在统一的垂直协作模式下,哪些环节的垂直协作对养猪者健康养殖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因此,为克服这一缺陷,本文将从猪舍设计、苗猪繁育、饲料管理、医疗防疫和粪便处理5个环节,全面考察养猪户(场)垂直协作的紧密程度对于生猪健康养殖的影响。在各环节中,“市场交易”指在苗猪、饲料、兽药等生产资料的购买环节以及肥猪和粪便等产品的销售环节,交易双方事先未签订合同,未约定交易的价格、地点等事宜,属于比较松散的协作方式;“合同交易”指养猪者通过加入合作社,或与生产资料的供应商签订书面合同以及与加工商、零售商签订生猪和有机肥等销售合同,属于相对紧密的垂直协作模式;“垂直一体化”在四个环节分别表示为:养猪者通过自己设计建造猪舍、自繁自养获得苗猪、自己调配生猪资料喂养生猪、自己配制兽药用于防疫、粪便通过制沼气等方式供自己使用。对于垂直协作紧密程度而言,协作模式一般是从最松散的纯市场交易模式,逐渐向销售合同、合作社、生产合同和垂直一体化等模式转变。因此,本文定义,协作模式从市场交易向合同交易、垂直一体化转变,意味着在该环节垂直协作程度更为紧密。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受访者中垂直一体化模式的养猪户占比为15%、合同交易模式的养猪户为5%,即参与紧密型垂直协作模式的养猪户占20%,市场交易模式的养猪户占比为80%。

(五)垂直协作对生猪健康养殖的影响机制

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生猪养殖户是否选择参与垂直协作模式,取决于给其带来的养殖净收益。紧密型垂直协作模式下的养猪户,通过与龙头企业、合作社等协作伙伴签订生产或销售合同等形式,可以获得稳定的生产或销售订单,规避松散型协作模式下因价格波动、订单不固定等因素带来的市场风险,保证养猪户经营收益的稳定性,避免“猪贱伤农”局面的出现。与此同时,为了保证生猪的品质和质量安全,龙头企业、合作社等垂直协作伙伴也会全程监控养猪户的养殖过程,不仅为其提供品种繁育、疫病防疫等技术指导,还可能会干预养猪户的品种选择、粪便处理等生产经营决策,使其严格按照健康养殖的标准进行生猪养殖,这又进一步规避在松散型协作模式下的生产风险,降低养殖过程中因发生传染病等对生产造成冲击的可能性,保证养猪户生产经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另外,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交易成本的存在也会影响畜禽养殖业的垂直协作模式¨。参与紧密的垂直协作模式,一方面可以获得稳定的产品需求,不仅可以节约养猪户搜寻市场交易对象的信息成本,还可以减少交易过程中的谈判成本;另一方面还可以获得稳定的原料供应,例如可以获得龙头企业或合作组织等协作伙伴的饲料、兽药等稳定供给,降低原料采购过程中的甄别、谈判等成本。因此,可以看出,参与紧密型垂直协作模式是养猪户的理性选择。养猪户通过参与紧密型垂直协作模式,不仅能够克服短视的生产经营行为,激发从事健康养殖的内在动力,也为垂直协作伙伴实施养殖全过程的控制和监管提供可行性,从而提升生猪的健康养殖水平。

三、计量模型与变量选取

(一)计量模型设计

结合周力等和应瑞瑶等的研究成果,本文分别采用防寒防暑设备投入额、苗猪品种的优良性、抗生素药用添加剂的使用、兽药的首要来源和粪便无害化处理意愿作为生猪健康养殖5个关键环节的代理变量,以衡量养猪户(场)参与垂直协作模式的紧密程度对猪舍设计、苗猪繁育、饲料管理、医疗防疫和粪便处理5个环节的健康养殖行为的影响。具体的计量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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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选取说明

为了准确地估计垂直协作模式的紧密程度对生猪健康养殖行为的影响,本文还将以下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具体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养猪设备的专属性、政府补贴和地区虚拟变量。(1)个人特征:决策者的文化程度和年龄,对养猪场(户)健康养殖实施意愿分别呈正向和负向影响;养殖者的风险态度¨引、文化程度¨,对推进健康养殖的影响显著;养猪者的性别、健康状况、是否村干部、养猪年数,也会对决策者的养猪决策和生产行为产生影响¨。(2)家庭特征:养猪场(户)的养殖规模对其健康养殖实施意愿有正向影响¨;决策者的家庭养猪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越高,对养猪收入的依赖程度越大,健康养殖水平可能会越高;养猪者类型不同,经济实力和养殖规模差异会很大,因而在健康养殖的水平上会显著不同。(3)养猪设备的专属性:若养猪所用的设备越难以转作其他行业,养猪者为防止今后的重复建设,在考虑猪舍设计和粪便管理等方面时,一般会尽可能科学;而在苗猪品种选择、医疗防疫方面,设备的专属性对其影响并不明显。(4)政府补贴:获得政府补贴的养猪户(场),生猪养殖的成本相对较低,健康养殖水平可能较高。(5)地区变量: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措施、居民环境意识和法制观念等不同,在生猪健康养殖水平方面,东部、中部与西部之间可能会存在显著的差异。各变量的含义及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2。

四、实证检验

(一)内生性问题的产生

在不考虑内生性问题时,模型估计结果见表3。除了防寒防暑设备投入额和粪便无害化处理意愿外,表示苗猪繁育、饲料管理、医疗防疫3个关键环节的代表性指标均在统计上显著(表3第3~5列),但是,随着垂直协作紧密程度的提升,苗猪品种的优良I生却显著下降,这不仅与预期相反,而且与常识相悖,可能与垂直协作对于养猪户的健康养殖水平而言存在内生性有关。原因是:健康养殖水平越高的养猪户,为了获得来自合作组织或龙头企业的技术、资金等的支持,参加紧密型垂直协作模式的意愿一般较高。同时,在养猪过程中,与养猪户打交道的合作组织或龙头企业等,为降低监督成本、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在选取参与对象时,常常倾向于选择愿意从事健康养殖而且当前的养殖行为相对健康的养猪者,而这种互为因果关系将导致模型的估计结果有偏。

(二)工具变量的选择及内生性检验

本文重点对垂直协作紧密程度与健康养殖水平之问的联立性所造成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校正。根据以往的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对结果做进一步估计。基于实地调研数据和工具变量选择的基本原则,使用气象预报信息的准确度作为核心工具变量。理由是:一方面,养猪户获取气象预报信息的准确度对于粪便处理、饲料管理等健康养殖行为具有较强的外生性;另一方面,合作组织或龙头企业等垂直协作伙伴的信息搜寻能力相对较强,那么紧密型协作模式下的养猪者获取的气象预报信息的准确度应该相对较高,因而垂直协作模式紧密程度(z)与气象预报信息的准确度(pro)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从问卷调查信息来看,养猪户平时获取的气象预报信息的准确度情况,从“不知道”到“非常准确”共分5个等级,得分均值为3.66,标准差为0.82,它与垂直协作模式整体呈显著的正向关系(相关系数为0.0544,P值为0.002)。这表明气象预报信息的准确度可以被认为是垂直协作模式紧密度的一个强工具变量。此外,为了规避在恰好识别情况下,只有唯一的工具变量估计量,会导致过度识别检验失效的问题。引入另外两个工具变量,即生猪最主要的销售市场(市内、省内和省外)(sale)、交易时是否需要自己运送生猪(tranf)。理由是:垂直协作模式的紧密程度,直接影响到生猪的销售半径、运输方式。但是,生产决策在前、销售选择在后,因此理论上这些因素都不会对防寒防暑没备投入额、粪便无害化处理意愿等五大健康养殖的关键环节产生影响。为了使模型结果更加稳健,我们对模型的内生性问题逐一进行了豪斯曼检验。具体步骤如下:首先,使用以上3个变量(pro、sale、tranf)作为垂直协作模式(z)的工具变量,进行2SLS回归,并进行过度识别检验,发现3个工具变量均外生的假设不成立,存在与扰动项相关的工具变量;其次,剔除tranf,再次进行2SLS回归,并进行过度识别检验,发现sale、pro均与扰动项不相关;再次,进一步考察有效工具变量的第二个条件(即sale、pro是否与内生变量Z相关),发现两个工具变量对z均有较好的解释力(P值=0.0000,小于0.05),此外,更正式地对内生解释变量的显著性进行“名义显著性水平”为5%的沃尔德检验以及LIML检验,均发现工具变量(sale、pro)与内生变量z存在相关性;最后,对模型是否存在内生性问题进行豪斯曼检验,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的原假设,即认为z(垂直协作模式紧密程度)为内生变量(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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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分析

从表4蔬菜配送公司可以看出,在纠正了内生性之后,垂直协作模式对于苗猪品种的优良性和兽药来源的可靠性的影响不再显著,避免了垂直协作模式与苗猪品种优良性之间存在负向关系的伪回归,说明在苗猪繁育和医疗防疫环节,养猪户加入紧密型垂直协作模式并未显著增加其健康养殖水平。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目前我国的养猪户(场)普遍获得“能繁母猪补贴”和“良种补贴”,因而不同协作模式下的养猪户(场),在苗猪品种选择方面差异可能并不大;另一方面,据调查,养猪户对兽医的依赖性最强,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垂直协作对养猪户兽药来源可靠性的影响。此外,垂直协作模式与养猪户的防寒防暑设备投入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表明养猪户加入紧密型垂直协作模式,在猪舍设计方面会更加科学,这一结论与预期一致。结合表3和表4还可以发现,与预期一致,无论是否考虑内生性问题,养猪户加入紧密型垂直协作模式,均显著降低了抗生素药用添加剂的使用概率。不过考虑内生性之后,这一降幅仅为3.77%,远小于表3中的19.5%。这一方面说明内生性的存在显著高估了垂直协作的影响程度;另一方面进一步证实了紧密的垂直协作模式,确实显著提升了饲料管理环节的健康养殖水平。王瑜等研究也发现“对于参与紧密合同关系方式下的养猪户而言,其添加剂的使用行为影响因素明显多于松散的市场交易方式养猪户,且对于药物添加剂的需求倾向也明显弱于后者”,这与本文的研究结论完全契合。而对于粪便处理环节而言,紧密型垂直协作模式下的养猪者,粪便无害化处理的意愿并未得以显著提升。可能的原因是,与松散型模式下的养猪者相比,前者的销量相对稳定、养殖技术也相对较高,生猪的养殖规模得以不断扩大,粪便的排放压力加大,无害化处理的成本显著攀升,进一步压缩生猪养殖的利润空间,从而挫伤养猪户粪便无害化处理的积极性。

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规模化养殖场的苗猪品种相对优良、兽药来源相对可靠,但抗生素药用添加剂的使用可能性增大。这可能与抗生素的使用会提升生猪的饲料转化率,促进动物生长并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作用有很大关系。目前,全球范围内在食用动物中限用、禁用抗生素饲料添加剂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1997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就要求停止或禁止使用抗生素饲料添加剂。因而,需要在饲料管理环节加强对规模养殖场的监管。男性养猪者在猪舍设计、苗猪繁育、饲料管理和粪便处理环节具有明显优势,可能的原因是:与女性的兼业养殖不同,男性养猪者多为专业养殖,对养猪收入的依赖性较高,因而更注重在生猪养殖方面的长期投资,生猪养殖的科学性和健康养殖水平也更高。受教育程度高的养猪者,非农就业机会较多,从事生猪养殖的机会成本较高,这不仅会降低其投资生猪养殖的意愿,而且为了提升生猪的免疫力,降低疫病的风险,使用抗生素饲料添加剂的动机增强。与预期相悖的是,对于村干部而言,生猪养殖过程中抗生素饲料添加剂的使用概率较高,而粪便无害化处理的意愿却显著降低。这进一步反映出村干部这种政治激励并未显著优于经济激励,村干部受工资水平低、村级事务繁杂等因素制约,并未在生猪健康养殖方面起到示范作用,因而在未获取显著经济回报的情况下,从事健康养殖的动力明显不足。养猪者的风险偏好对生猪健康养殖存在显著影响。风险规避者一般墨守成规,多依赖自身经验从事生产经营决策,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差。因而,在生猪养殖方面,风险规避者一般不敢尝试养殖新的苗猪品种、选择新的兽药来源渠道,对于粪便无害化处理的好处认识不足,导致其养殖的苗猪品种较差、兽药来源不可靠、粪便无害化处理意愿较低。与预期基本一致,养猪收入占比越高,表明家庭对养猪收入的依赖性越强,选取养殖优良品种的可能性越大,同时为了追逐更高的养殖利润,在养殖过程中使用抗生素药用添加剂的可能性越大。养猪年数、养猪设备的专属性对生猪养殖户健康养殖行为的影响与预期基本一致。需要给与关注的是政府补贴变量,与预期一致,无论是否考虑内生性问题,获得了政府补贴的养猪者,在猪舍设计、粪便处理和饲料管理三个关键环节,生猪的健康养殖水平越高;但是,在苗猪繁育和医疗防疫环节,养猪者的健康养殖水平却显著降低。可能的原因是:就苗猪繁育环节而言,金额较大的良种补贴,会提升养猪者选择优良品种的可能性,但受调研数据所限,本文仅考虑了是否获得政府补贴,未区分生猪补贴的种类和金额,影响了文章的估计结果;就医疗防疫环节而言,目前我国的养猪补贴多集中在良种、能繁母猪和沼气池建设上,医疗防疫方面的补贴缺乏,而且前三种补贴并未实行全额补助,需要养猪者进行追加投资,这可能会削弱政府补贴的实施效果。以上问题笔者将会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开展深入的实证研究。在苗猪繁育、饲料管理、免疫措施和粪便处理等关键环节,我国养猪者的行为确实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这可能与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力度等因素存在异质性不无关系。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结合我国5省754份生猪养殖户(场)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我国生猪养殖户(场)健康养殖行为以及垂直协作的现状,并从猪舍设计、苗猪繁育、饲料管理、医疗防疫和粪便处理五个环节考察垂直协作对于养猪户健康养殖行为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

(1)养猪者的健康养殖水平不容乐观,紧密型垂直协作模式的参与程度不高。一方面,从垂直协作紧密程度来看,市场交易这一松散型协作模式仍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各关键环节的生猪健康养殖状况堪忧。例如,在猪舍设计环节,近52%的受访者没有防寒防暑资金投入;在饲料管理环节,有36%的受访者使用过抗生素等药物添加剂,表明养猪户的健康养殖意识淡薄,对于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不够;在医疗防疫环节,受访者者中分别有52%的没有记录用药情况,43%的未使用一次性注射器。

(2)垂直协作模式对于养猪户的健康养殖行为存在显著影响,但具体到健康养殖的各关键环节,影响程度和方向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而言,在纠正了内生性之后,在生猪健康养殖的苗猪繁育、医疗防疫和粪便处理环节,养猪户加入紧密型垂直协作模式并未显著增加其健康养殖水平。与预期一致,参与紧密型垂直协作模式的养猪户,在猪舍设计方面会更加科学。与此同时,在饲料管理环节,紧密型垂直协作模式下的养猪者,抗生素药用添加剂的使用概率显著降低。基于以上实证分析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实施紧密型垂直协作模式,鼓励生猪养殖向规模化和组织化发展,是提升我国养猪业健康养殖水平的可行路径。第二,目前我国生猪养殖补贴多集中在良种、能繁母猪和沼气池建设方面,生猪防疫的补贴相对缺乏,今后应在加大养殖补贴力度的同时,完善生猪养殖补贴的种类,通过补贴杠杆撬动生猪健康养殖的水平。第三,政府应加大对规模化养殖场的监控力度,通过规范其饲料管理环节,杜绝抗生素药用饲料添加剂的使用,以提升我国整体的生猪健康养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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